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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程万里我先行

2022-09-07 17:33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时,颁布了所谓的“国歌”。当天,就有人把歌词改编成了《反满抗日新歌》,并秘密地散发到哈尔滨市的大街小巷、工厂和学校。

  这首歌到处流传,很快传到游击区,在战士和人民群众中传唱,成为鼓舞3000万东北同胞报仇雪耻的响亮号角……

  这首《反满抗日新歌》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学生任震英根据伪“满洲国”颁布的所谓“国歌”改编的,大大激发了当时东北人民的爱国热情。

  据说,任震英是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和同名电视剧中的主人公原型。任震英在一次采访中曾说:“那本书和电影中写的确实是我们那时的事情,小说里的卢淑娟也很像我老伴侯竹友。”

  战友黄铁城对与任震英、侯竹友共同从事的革命斗争活动记忆犹新。在《“宁死不当亡国奴”——访老校友黄铁城》一文中,黄铁城曾说:“任震英改写满洲国歌后,我和任震英、侯竹友一起在侯家连夜用不同笔体刻印大量歌词,第二天就在36棚铁路工厂、电车厂、电影院、学校中散发,后来传到游击队,在广大战士和人民群众中传唱开了,大大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我还经常和任震英一起搞地下活动。据调查了解,哈尔滨道里制鞋厂工人觉悟高,群众基础好。一天下午6时工人下班的时候,我在离厂子百米远的地方,故意把一只灯泡往地下用力一摔,一声巨响,很多人立即围拢过来。这时,我简单扼要地讲了一番抗日救国的道理之后,把传单向人群一撒,在工人抢传单的一瞬间,我离开了现场。任震英在不远处接应我。我马上脱下大褂,换上学生制服,一起躲进了侯竹友家中。”

  任震英1913年4月14日出生于黑龙江省阿城县的一个教师家庭,父亲任静忱曾任小学校长,母亲邵雨琴曾任小学教员,都有强烈的爱国心和民族气节,他深受影响。

  1929年,任震英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后升入本科,在铁路建筑系学习。由于入学成绩优异,他得到了学校“官费生”的待遇,这对八年的大学学习和生活给予极大的帮助。

  早在1931年,他就加入中国青年团,担任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国学生会学术部长。他以学术部长的名义举办各种爱国主义的报告和讲座,并积极开展各种抗日活动。

  任震英于1933年加入中国。任震英曾回忆说:“当时的满洲省委书记是罗登贤同志。我和他见了很多次面,他要求我再发展几个党员。于是,经我和另一个党员介绍,在哈工大又发展了两名党员,一名姓孟,一名姓杨。1933年,我们三人一起在小白楼三楼的一个房间里举行了入党仪式。”就这样,哈工大学生孟昭恒(现名黄铁成)、杨永安3人在鲜艳的党旗面前庄严地宣誓,光荣地参加了中国。从这一刻开始,任震英始终牢记入党誓词,为党的事业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1934年哈工大地下党负责人孙宝忠被捕后,任震英接替他的工作成为哈工大地下党负责人,并成为中共满洲省委地下交通员、赵尚志部队驻哈尔滨的联络员。

  任震英积极引领进步青年加入到党团组织中来。《79年前的阁楼瞬间》一文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1931年底,14岁的赵洵考入哈工大预科。在那个民族危亡时刻,她和哈工大的进步青年任震英等进行抗日活动。1934年4月,她在任震英的宿舍宣誓入团。任震英问:‘你坚决抗日吗?’她答:‘坚决抗日!’‘你怕死吗?’她答:‘不怕死,不怕牺牲!’同年她转为中共党员。”

  革命凝结的爱情之花分外浪漫。上个世纪30年代初,在哈工大读书的任震英在从事地下党活动中与道里马街小学老师侯竹友交上了朋友,成了侯府的常客。侯竹友的父亲侯传薪当时是中东铁路局警务处的秘书长,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热情。在任震英影响下,侯竹友于1933年加入中国青年团,1935年正式加入中国。他们的抗日活动得到了侯竹友父亲的大力支持。任震英把地下党联络站设在了侯家,主要任务是接送和掩护同志、存放和散发传单、购置和募集药品、召开秘密会议等。

  任震英和侯竹友常常扮成一对阔少和富家小姐,并找准时机散发传单或传送情报。

  1933年春夏之交,敌人到处搜捕地下党员黄铁城,党组织决定,黄铁城暂避侯竹友家。任震英、侯竹友千方百计掩护黄铁城同志。为了给黄铁城治病,侯竹友变卖了自己的金手镯,并将黄铁城送进哈尔滨市立医院请可靠的大夫诊治。任震英还和侯竹友一起掩护黄铁城等同志到抗日游击区去。

  1934年,赵尚志领导的哈东游击队极缺药品,特别是止痛药。他和未婚妻侯竹友在敌伪药品管制的情况下,积少成多,将积累的药品送往珠河游击区。

  1935年4月1日,哈尔滨口琴社成立。这个组织不是一个简单的音乐团体,而是东北文化战场上一支宣传反满抗日的战斗队伍。任震英、陈厚培、张益瑶等哈工大学生和侯竹友都是口琴社的成员。他们经常参加口琴社的演出,在日伪当局监控环境中多次冒险举办口琴音乐会,演奏爱国歌曲,号召人民参加反日斗争。著名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在珠河英勇就义前高唱的《红旗歌》就是任震英根据一首苏联歌曲改编成的,在哈尔滨和抗日游击区广为传唱。

  革命凝结的友情更是让人难忘。1933年,任震英和未婚妻侯竹友奉组织之命,冒着生命危险,在敌人的严密搜捕下,机智地从火车站接到了从东路游击区送来哈尔滨治病的小孟同志(韩光,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会常务书记),出资送其住院治疗直至痊愈并安全送他离开哈尔滨。任震英子女回忆说:

  直到1973年,任震英去北京看望8年未见的父母时,给韩光写了一个字条:“韩光同志:如果我记得不差的话,我对您叫一声小孟同志,我是小任(哈工大地下党小任),如果我不是张冠李戴的话,我想见一见小孟同志。我家住西单西斜街67号。”韩光见了字条,立即来家探望爸爸,激动的时刻令人难以忘怀。他们谈着过去,谈着现在,谈着未来。爸爸当即赋诗一首《喜逢韩光同志》:

  后来,他还经常来信,还寄来了东北的大榛子。爸爸去世后,韩光伯伯发来了唁电慰问母亲,这跨世纪的革命友情让人感动,令人难忘。

  1937年,任震英和侯竹友在北京举行了婚礼。婚礼由老员关俊彦主持,并以基督教的仪式作为掩护,这场婚礼成了从东北来到北平的革命同志的一次集会。

  在北京期间,为掩护哈工大地下党员王克敏安全转移,任震英被日本宪兵逮捕入狱。当敌人审讯他时,任震英大段大段地背诵《圣经》来对付敌人。敌人气急败坏地恐吓他,他却毫无惧色,一字不差地继续背诵《圣经》。敌人看到他虔诚的样子不禁哈哈大笑起来,由于找不到任何证据,不得不释放了他。

  在革命人生中,正是因为他的斗争智慧,让任震英历经风霜,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1936年6月,敌人在道里的《大北新报画刊》社逮捕了中共地下党员金剑啸。当天由于侯竹友梳妆打扮耽误了一会儿,任震英和侯竹友在敌人搜查时没有赶到现场,幸运地逃过了一劫。否则他们将与金剑啸烈士一同被捕牺牲。当时,任震英是《大北新报画刊》的撰稿人,以漫星、英英等笔名发表过《乞儿小立的死》《东北血泪潮》《花》等文章,翻译了普希金、莱蒙托夫、契柯夫等作家及诗人的作品。

  1937年3月,日伪当局对口琴社进行突然搜捕。侯小古、王家文等十多名同志相继被捕,侯小古英勇就义,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同时哈工大地下党组织也遭到了破坏,任震英和侯竹友都在被捕名单之列。

  任震英外孙女刘任泓回忆说:“1937年3月8日凌晨,日寇忽然包围了哈工大的学生宿舍,外公穿着拖鞋和睡衣刚从水房里出来,就和日本宪兵队擦肩而过。那一瞬间镇定自若的外公没有引起日本宪兵队的怀疑。于是外公立刻趁乱跳墙逃出了学校和我的外婆会合,因为我的外公和外婆都在敌人的黑名单上,所以党组织命令我的外公外婆立刻撤离哈尔滨,就这样没有任何的思想准备。我的外公和外婆就离开了他们的故乡。”离开哈尔滨时,任震英写下了《自哈脱险乘火车南下》:

  “爸爸的大学时代是中华民族遭受日寇凌辱的时代,日寇的侵略、国家和民族的存亡迫使爸爸那一代的年轻人,不仅要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更要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寻找一条救国救民、振兴国家的道路。”正如任震英子女在《梦回故里——记父亲青年时代在哈尔滨的革命活动》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任震英和无数中华儿女一样,为了国家和民族而斗争不止。

  1937年1月,任震英从哈工大毕业,被授予工程师学位。经董必武同志建议,任震英和侯竹友于1938年年初来到兰州。到兰州后,任震英的公开身份是甘新公路督办公署的工程师,实际是在谢觉哉、伍修权领导的八路军办事处工作。

  1949年8月,解放兰州的战役打响了,这是解放大西北中最关键、最激烈的一次决战。而在整个战役中,兰州黄河铁桥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争夺点。在战斗中,铁桥被炮火击断,两岸交通中断。8月26日晚,彭德怀司令请任震英负责抢修被炸坏的黄河铁桥。任震英带领4位工程师、300多名工程技术人员,克服抢修中遇到的种种困难,苦干八个昼夜,修复了黄河铁桥。9月3日夜间,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和车辆开始通行。

  彭德怀司令亲自设宴招待任震英和抢修铁桥的工程技术人员,表扬他们为西北野战军的及时西进立下了汗马功劳。此后,按彭德怀司令的要求,任震英又随解放军进军青海西宁,在途中抢修了大通河的浮桥。

  新中国成立后,任震英负责兰州市的城市拓建工作,用哈工大学到的专业知识投身新中国建设。

  1950年到1952年的三年恢复时期,他领导并进行了全市性的大地测绘以及有关兰州自然条件、经济和社会状况等方面的基础资料的调查收集、分析和研究工作。他和同志们一起走遍了兰州的每一个角落,对兰州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街一巷、一院一宅都进行了调查研究和测绘,拿到了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并培训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的人才,为新兰州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1954年11月,国务院正式批准任震英主持编制的《兰州市1954-1974年总体规划》,这是新中国批准的第一个城市规划。在整个编制过程中,任震英不仅亲自绘制规划图纸,而且亲自撰写了规划说明书。他提出的“带状组团”理念设想和主张被规划界称为“带状城市规划的范例”,从此深深影响着中国其他城市的规划布局。同年,任震英赴北京参加“全国第一次城市规划建设会议”。苏联著名城市规划专家巴拉金在会议上对兰州的总体规划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个城市的建筑工程师任震英同志,以其特殊的工作能力以及自己对事业的热爱,做出了生动而有内容的城市规划设计……”

  1958年,他接受了一项艰巨的任务——把荒芜的白塔山变成公园。白塔山是兰州市的一座荒山,位于市中心,山高海拔1700米,年蒸发量大于降雨量六七倍之多,山高坡陡。多年来由于水土流失严重,山上只有一座古庙、七棵柏树。他怀着对党的坚定信念和对党的无限热爱,和技术人员、工人们一起艰苦奋斗,共同奋战了13个月,亲自画了36张施工图大样,集指挥、设计放样、施工组织于一身,将白塔荒山变成了由一、二、三台建筑群和殿、阁、亭、廊构成的具有古典民族园林建筑风格的傍山公园——白塔山公园,圆满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任务。

  白塔山公园是用拆掉的旧庙、旧院留下的砖雕、石雕,木雕、斗拱等古建筑的构件组建成的。我国著名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得知白塔山公园建筑群是修旧利废的产物,很受感动,说“你们炒的‘回锅肉’我非常欣赏,十分赞成。”

  白塔山公园在征服荒旱、让荒山为人民的文化生活服务方面,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被誉为全国“改造自然,改变干旱面貌”的旗帜之一。

  1990年12月,全国设计工作大会颁授首批中华人民共和国工程设计大师称号,城市规划类只设一名,任震英获此殊荣。